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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德里到新德里，区别是那样的明显，德里拥有莫卧尔帝国的古典，新德里则在殖民地遗风与现代建筑中保持微妙的平衡。从旧城到新城，仿佛从古代印度进入了现代印度。

　　瑞克绍，德里的敲门砖

　　从德里老城出来时，天色已晚，我们搭上的士，新德里城区的中心是康诺特广场，这也是印度主要的商业街，建于英国殖民时期，得名于英国皇室成员康诺特伯爵，由几道环线公路构成好几个同心圆。广场中间有一个中央公园，从空中和地图上看去，极富特色，然而对于交通繁重的今天，这圆形的城区却带来了拥塞的烦恼，仿佛在城市中央设置了一道迷宫。

　　新德里多数街道不宽，堵车是家常便饭，我们不停地绕着圈。这时，被称为瑞克绍（RIKSHOR）的三轮摩托大显身手，一辆辆吼叫着从我们车旁穿过。最终，我们放弃了的士，坐进三轮摩托。

　　透过三面敞开的车厢浏览新德里市容却也别有一番风味。新德里于1911年在旧德里南面的荒野开始兴建时，东印度公司和效忠于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总督已经营印度数十年，殖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莫卧尔帝国留下来的遗产。在建筑方面，前有莫卧尔时代辉煌的印度—波斯风格，英国人难有建树。新德里的构建虽然煞费苦心，却最终成为“官僚政治的缩影”。

　　为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，印度政府限制新德里市区中心建立高楼，新式建筑并不多，布满了花坛和绿地，仿佛一座花园城市。

　　瑞克绍车夫擅长穿过小街窄巷，于是从花园般的城区后面，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印度，特别是那条通往火车站的市场街，市井百态，五味俱全。

　　市场街是女孩子的天堂，这里遍布小店，各种各样的印度手艺制品、美妙的丝绸衣物会让女孩子挑花眼的。街两侧都是不超过四五层的小楼，混合着殖民地、印度、波斯、穆斯林风格的建筑与装饰稀奇古怪。沿街有不少印度小餐馆，兼做游客和本地人的生意，因而价格十分低廉，味道却很正宗，比起五星级饭店那套带有殖民地特色的不英不印的大餐，我们更偏爱这里的菜品。

　　回到阿育王饭店时，瑞克绍早早被拦在了院外，各式名车挤满了院子。大厅门廊，外形威猛的锡克人微笑着为我们拉开大门，我们又从印度金字塔的底层来到了塔尖——当晚印度总统为女儿举行婚宴，灯火辉映，名流云集。相隔只有几个街区，恍然竟有天上人间之别。

　　曼地尔庙与圣雄甘地

　　外来的游客在印度各地游览时，会感到这类无处不在的分别。比如说，伊斯兰的清真寺大殿一般禁止女子进入，而印度教的庙宇则绝大多数是不对非印度教徒开放的。听说新德里市中心著名的曼地尔庙（Birla Mandir）对一切人开放，我们于次日欣然前往。

　　曼地尔庙位于康诺特广场西侧，就建在公路边的一座高台上，远远就可望见一组弧锥状的高塔，绛红色与白色相间，十分醒目。庙内禁止拍照，相机不准带入，一概寄存在门口，有士兵持枪在门口协助看守。后来在印度进的寺庙多了，发现凡重要寺庙均有军人看守，原因在于教派间仍然时不时地发生冲突，乃至毁坏对方的寺庙。

　　曼地尔庙于1938年由工业家 G.D. Birla建立，结合了奥瑞萨（Orissa）和莫卧尔（Mughal）两种建筑风格。同年，由“圣雄”甘地发起，曼地尔庙成为一座不分种姓与信仰，对一切人开放的印度教寺庙。

　　3000年前，印度诞生了种姓制度，把人分为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种姓，它同时也是印度教的教阶制度。人类学家列维-斯特劳斯在《忧郁的热带》中这样评价种姓制度：“这项伟大实验的失败是人类的悲剧。”其失败的根源，在于它不能在不同的群体中形成同样程度的人性。

　　种姓制度延存了数千年，虽然有佛教和耆那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众生平等的理想，然而在印度沦落为殖民地之前，主流的政治理念以及社会观念并未觉得这种制度有何不妥。

　　1893年，甘地在另一个殖民地南非搭乘火车时遭遇了种族歧视，由此开始了他对歧视的抗争。在斗争过程中，甘地逐渐形成了非暴力的思想， 其来源依然是印度哲学，而其方法论则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朴素的思考——这就是甘地的态度。

　　当甘地返回印度时，面对殖民统治、种族歧视、一种文明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所带来的不公，发现一切不公在骨子里都是一样的。因而他一开始就强调不分种姓与信仰，忘却种种差别的“必要性”。由他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虽然屡受挫折，却终于唤醒了印度民众的力量，最终使印度获得独立。

　　来曼地尔庙的人形形色色，男女老少，黑皮肤白皮肤都有。高台上的小空场清洁而安静，人们小声地交谈，赤脚绕着神殿祈祷。神殿内供奉的是财富女神拉克希米（Laxmi）和保护神拿拉扬那（Narayana）。

　　“百万叛变”的民主游行

　　甘地的苦心孤诣并未完全解决印度的问题。1948 年，他在德里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枪杀。在他故去后多年，1962年，出生于英属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后裔奈保尔首次来印度寻根，发现这里依然被种族、信仰、历史与地域等各类区分方式分割成各种各样的群体，让他这个海外移民无法找到认同感。

　　奈保尔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他关于印度的三部曲作品《幽暗的国度》、《受伤的文明》和《百万叛变的今天》尖锐而感伤地直面当代印度的种种问题。其批评的精神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圣雄甘地。他们二人都有殖民历史的背景，甘地曾在英国学习法律，在南非领导印度移民及苦力反抗种族歧视；奈保尔同样在英国就学，用英语写作。然而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根源于印度哲学，奈保尔推崇的普世文明说则来自西方价值体系，也因为这一点，奈保尔被人指责为“黑皮白心”。

　　从曼地尔庙出来，我们在中心公园的贾纳帕斯（JANAPATH）街区遇到一支游行队伍，穿着纱丽的女人和裹着围巾的男子，个个神色凝重。据说，印度每周都有许多这样的游行。比过去更多样更复杂的团体与教派在表达他们对民主与信仰的诉求。

　　距1893年仅一个世纪，时过境迁，印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奈保尔在1988年再次来到印度，发现印度人民的“财富增加了”，“往昔的穷人现在显露出信心来”， 对民主的诉求正是这种信心的显示，民主已经成为印度各阶层人的一分子，这引发了新的混乱。

　　奈保尔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他的印度三部曲：“在印度这样贫苦之下还有贫苦，残暴之下还有残暴的国家，心灵解放必然会导致动乱。”面临“百万叛变的今天”，奈保尔却从中看到，这也许会是印度成长和“复原的先兆”。▲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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